这段时间，一些地方面向企业——特别是民营企业——频出政策，不断明确企业友好型的导向，共识清晰，也接地气。但是，不少企业主还是感觉有点吃力有点累。究其原因，可能是职能部门各种复杂动作的接力接续，还有不小的优化改进空间；企业的某些功能、能力因为种种原因暂时弱化甚至缺失，导致经营行为接续乏力，资源要素无法畅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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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时，需要有个力量或者某种制度安排，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，搭把手、过个桥。这还不是要给一般意义上的“政策红利”——有老总讲得很直白，现在的我们不期待刺激型政策，更希冀“协调型”政策。

企业想得很明白。刺激型政策是强心针，也许可以管一时，但是边际效用递减，可能还有副作用，且容易造成新的路径依赖，干扰自己顺势转型的部署。刺激型政策是有适用范围和初始门槛的，不是什么企业都可以享受的，这本身就有公平正义、竞争中性的问题。

而协调型政策是细水长流，全过程、全产业链、全生命周期，润物细无声地提供有需必应、非求不扰的集成服务。

眼下的中国经济，有自身优势，有良好趋势，叠加在一起，可以转化出众多的新场景。现在需要只争朝夕的，是场景项目化。落项目，需要一系列、一站式的协同协作。

对企业来讲，不管面对多少职能部门，都是面对一个“整体政府”，这就强调政府的内部协调。可不能因为职能部门的精细分工，导致政出多门、九龙治水，“神仙打架，凡人遭殃”，客观上增加企业的制度性成本。也不能因为时间窗口的切换，影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。他们期待政策措施和工具能够预调、微调、在过渡中调整，能够尽可能地“平滑”创新，“缓释”效力，而不是“一针下去，人跳起来”，更不能让企业不明就里、无所适从。

内部协调不是急着出大量新政策，而是调适、调优现有政策，使之落实落细，更具操作性。协调各个利益相关方，找到统合利益诉求的路径，解决单点故障。

内部协调的政策，其实是营商环境的基本要义。以下所要论及的，则是在特殊阶段的针对性的纾困和助力之举。市场经济是流量经济、“循环”经济，资源要素如果流不起来，沉淀了、凝结了、僵化了，交易、贸易、循环就式微了，市场的发育和发展将会面临极大的障碍。这时，就盼望出台面向民营企业、以外部协调为特色的服务包，协调四面八方、解决单点故障，让经济流能接续，让大项目能尽快落下来、转起来。总的来说，就是要发挥“桥接”和“路由器”的作用。

现在企业有很多困难，从政府部门来说，宁可把困难想得严峻一点，加大协调的力度，整合各方诉求、集成解决问题。有的企业满手债权，无米下锅。恢复经济流，可谓当务之急。“断流”是伤筋动骨的，稳住存量企业，意义不亚于甚至胜过开设同等数量的新企业。对于特殊情境下“出险”的企业，不能简单机械地听凭它自生自灭。相应地，很多手势自然要变。比如，金融机构就不要争先恐后急着抽贷；有些地方，也不能平时让民企干这干那挑担子，企业有困难了就“划清界限”、走得远远的。

内部深协调、外部巧协调，两者都要快。这也是一种投入，要投早、投好。这也正是我们的制度优势所在。值得强调的是，在这个节骨眼，职能部门、国资国企，一定要讲诚信、守契约。两者的诚信，是全社会诚信之基。快速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，是重中之重、急中之急。要打断“职能部门欠国企—国企欠民企—民企欠所有人”的债务链。要勤于走“近”民企，但不能随便走“进”民企。要控制涉企检查等事宜，改变容易引发歧义或顾虑的相关表述，端正视听，减少误解。

做好“两个协调”，有个前提——双向感知。职能部门智敏感知市场主体的动态诉求，后者准确感知前者的政策导向。坐在办公室，会被想象中的工作量吓倒；走出办公室，发现办法总比困难多。还有关键一招：请企业家“自问自答”——他们在约束条件下一定能拿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。

（文章来源：解放日报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