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为什么没有公判大会了？

在中国，大多数人的成长经历中，都有过这样一个高度相似的硬核场景。

杀人犯、抢劫犯、强奸犯等作奸犯科者，就在自己面前不远处一字排开，身上还挂着用毛笔写的名字和罪行，如果是死囚，名字上还会被划上红叉，伴随着扩音喇叭里传来刺耳的罪行描述，身后的武警用手指粗的绳子将犯人的手臂牢牢绑在后背上。

【资料图】

现场的压迫感拉满，极具视觉冲击力，抽象冷峻的刑法在这一刻被具象化，政治课本上那句不太容易理解的，“国家是暴力的主要机关，由军队、警察、法院、监狱和其他暴力的特别机关组成”，就一下子变得有了画面感。

没有见识过公判大会的人生，不是完整的人生，至少这句话对于80、90后来说是真的，你还记得第一次看公判大会是在几年级吗？

公判大会是公开宣判的一种形式，现在已经不多见，即选取典型案件，并组织一定规模的群众集会参加，主要由各单位代表和中小学生组成，在广场或者体育场等开阔地，由人民法院对罪犯进行公开宣判，借以震慑和瓦解潜在犯罪分子，并教育人民遵守法纪，扩大社会层面的影响。

90年代当电视普及到了一定程度时，有些地方的电视台还会全程录像，并将内容的无删减版制作播出。

以前信息不发达，公开宣判，公开处刑的目的就是教化。告诉那些在法律边缘游走的群体，“犯罪之前最好先想想后果”。

这大概也是元仔自打记事起，所能记住的最早的一件事情，父亲带着我看枪毙杀人犯。

没错！九十年代的亲子活动就是如此极致又震撼。

那时候我可能刚上幼儿园，有一天中午正在吃饭的老爸不知道被谁喊了一嗓子，放下碗筷抱着我就出了门，把祖传的二八大杠愣是骑出了涡轮增压的推背感，在县城铁道旁的一处空地上黑压压挤满了人，可我们还是来晚了一步，尸体已经被拉走，法院和公安的车正在驶离。

那是九十年代中叶公判大会之后的公开执刑，后来据看过的人描述，枪决时犯人的裤腿被扎紧，防止大小便失禁外流，法警戴墨镜列队站好，犯人跪地，法医就在其背后画圈，在得到行刑的命令后，法警上前，枪口顶住圈，一声枪响，一头栽倒，之后过了一阵，在法医上前检验完成后，殡仪馆的车把尸体拉走，所有车队开始陆续撤离。

后来回家，妈妈因为这个事儿还和老爸狠狠吵了一架，并在接下来的这几周里格外关注我的精神状况，并强制观看动画城以重塑童心。

有什么东西在中国已经近乎绝迹，而在国外却十分流行？

今天元仔要和各位分享一个很少有人注意到点，公判大会。

这几乎是现在三十岁以上中国人都普遍拥有的集体记忆碎片，而随着社会整体法制的健全和治安的显著改善，已经消声觅迹，而在我们的邻国缅甸，这个电信诈骗猖獗、赌场支撑经济、各类刑事案件高发的“噶腰子”地区，中式公判大会依然是惩戒犯罪的顶级普法手段。

请注意，这里我使用的是“中式”公判大会，为什么这么说，是因为无论在流程设置、人员配备，甚至在大会仪式上使用的术语都有着浓浓的中国风格。

如果只看画面不给提醒，你说不定还真的会以为这是发生在我们的某个县城。

这里是佤邦，缅甸的第二特区，由地方政府高度自治的国中之国，向来有小中国之称，民众平时讲西南方言浓重的普通话写简体汉字，军队踢中式正步用八一杠枪，地方政府建有人民大会堂还要开人代会，连学校的教科书都是一水的汉语教材。

流通人民币；通信服务由中国的三大运营商提供，使用云南普洱的电话区号与号码；常用微信、抖音、快手等网络平台；部分地区的供电也是由中国南方电网输送；防疫受中国红十字会援外医疗队支持。

说的简单点就是，想在这里感受异域风情，体验感几乎为零。

佤邦北面与中国云南接壤，首府为邦康市，总人口约60万人，主体民族是佤族，是缅北华人聚居区，这个地方被称为小中国绝不只是看起来像这么简单，从里到外都透着一股熟悉的味道。

我国开展精准扶贫后，佤邦也同步展开首府邦康特区的对口扶贫；我国各地开展扫黑除恶专项行动，佤邦也装模做样开始了对犯罪的高压态势；疫情期间这里对主要城区实施封城令，全民进行免费核酸检测，采取动态清零的防疫对策。

种种高仿模式的背后，其实是典型的经济依附导致的文化依附，佤邦的物资、能源、通讯、民生都极度依赖中国，可以说中国的一道命令就可以轻易决定这里的生死。

作为一个地方武装割据异常严重的地区，这里的治安状况可就和中国大不一样，电信诈骗、网络赌博、逼良为娼、囚禁虐待等阴暗面被不断爆出，在这个混沌之地想要活成人上人，目前看来只能是魔王子嗣或者魔王本尊。

高情商把这里叫缅北“高度自治区”，说白了就是连缅甸中央政府都管不了的金三角深渊。

佤邦不禁止赌博诈骗，称电信诈骗行业为“现金网”，实施电诈人员主要来自中国。官方态度暧昧放任，并从中捞取财政收入，获取暴利。

不要以为说流利中文的就是自己人，“中国人不骗中国人”这个梗就是源自这里，而背后却是，这里电诈和绑架的主要目标就是不明真相的中国人，更恐怖的是他们会真的一言不合就会对你掏心掏肺（物理）。

不要相信，更不要前往，长三角都赚不到的钱，你可千万别指望能在金三角挣到。

为什么公判大会在今天的中国几乎绝迹？

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不妨先来看下，在举行公判大会的八九十年代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
和今天我们了解刑法看罗翔老师的视频不一样的是，八九十年代，甚至世纪初，我们的刑法课是硬核又震慑力十足的公判大会。

而今天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。

同样成为历史的还有这样一个奇怪的物件，内裤上有个包还带着拉链。

这个现在看来颇具反人类风格的情趣设计，其实有着非常现实主义的功能，防盗！

当人们选择这样的穿搭时，使用场景的五步之内，大概率还会有一张这样的硬核悬赏标语。

“对正在抢劫的车匪路霸可以当场击毙，群众打死有奖”

治安的维护在当时已经到了需要发动群众力量的地步。

“车匪路霸”这个词现在说起来都已经有些陌生，但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，这是人们出远门坐大巴、坐火车都不得不提防的首要隐患，经济发展状况的不乐观和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的阵痛，加之违法成本低，反而打击犯罪的成本高，导致社会治安恶化。

跑长途车的司机，无论货运还是客运从不一人独行，当时在不少单位有一个职业就叫押车员，职责类似镖客，是可以配枪的，在路上如果有遇到有人拦车无论如何都不敢停。

甚至在一些乡镇民居的砖墙上会出现“抢劫警车是违法行为”的惊人标语。

1996年我国第二次严打的主要目标就是各地的“车匪路霸”。

90年代的中国，处于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的重要转型期，港台和西方的生活方式不断冲击着人们的视野，巨大的差异碰撞之下，人们受到拜金主义、犯罪影视的蛊惑，社会出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犯罪高发期，这一时期，涉枪犯罪、毒品犯罪和黑社会团伙犯罪引发的大案频出。

其中有不少案件也在后来被影视化，成为了不少朋友的童年阴影。

比如董雷《121大案》、白宝山《中国刑侦一号案》等。

这也就不难理解，那个建国后唯一具有击杀记录的门派，疯狗拳创始人陈鹤皋老师，在93年为什么要创立专门用来对付持械行凶歹徒的无限制特种制暴武道。

并亲笔手绘《极厉害、实用的——无限制格斗术》一书，今天看起来画风的确有点魔幻，不过站在当时他的角度，这就是赤裸裸的现实。

那次严打，全国有超过9万个犯罪团伙被打掉，抓获罪犯42万人，他们极其凶残狂妄，在行动中也让公安民警付出了巨大牺牲，严打开始的头三个月里，全国就牺牲民警75名，伤2800多名，其中重伤266名。

事实证明“发展才是硬道理”这句话，不仅让中国人吃饱了饭，也重新建立起了的安全感。

这个现象从我国几次严打行动的目标中也能够看出，1983、1996、2001、2010年，四次严打，前两次主要针对治安，而千禧年之后的两次主要集中在经济犯罪、贪污腐败和食品安全领域。

严打的效果再好，本质上也只是一针速效止痛针，想要彻底解决社会治安的核心问题，还是要发展经济，提升就业，不断强化教育水平。

公判大会在中国成为了历史，这个客观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，是“发展”这件事本身所解决的众多民生问题之一。

2001年中国加入WTO，开始全面参与全球分工，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，就业水平不断提升，2006年国家正式废除农业税，2008年九年义务教育实行全免费，建设跨度长达二十年的天网工程已经覆盖到十八线小乡镇，加之移动支付的快速普及，今天暴力犯罪成本高获利低，但凡思路正常没病没疯，论风险收益比还不如找个厂安心打工。